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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保密那些事儿|穿越回宋朝,君臣上下皆重保密

更新时间:08月01日 点击数:6377

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特别推崇宋代文明,曾说“天水一朝之文化,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”,又说“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天水一朝”(这里“天水一朝”是赵宋王朝的别称)。那么,经济文化繁荣的宋朝保密工作做得怎么样呢?让我们来一探究竟。

皇帝高度重视保密

宋朝皇帝对保密工作极其重视。在人事方面,皇帝拜相封将,均严格保密。宋孝宗任命虞允文、梁克家为宰相,事前两人毫不知情,在朝会上听到圣旨,均惊愕莫名。宋真宗还曾对宰相毕士安、寇准明确提出保密要求:“枢密之地,尤须谨密,漏禁中语,古人深戒。”

在军事方面,厉行“将从中御”政策,对外出兵连宰相也不让参与,三省、枢密院“莫得与也”。

在外交方面,凡是与外国的交涉事宜,包括契丹、西夏使者的来访接待,均作为最高机密办理,两制、两省、御史中丞的侍从供奉之官均无权知悉或参与。若是谈论普通事务,官员一般不用回避,但皇帝的侍从必须退下,不准旁听。

南宋初年,京城杭州一度泄密案频发,宋高宗赵构亲自主持会议,分析研究对策。在会上,宋高宗认为泄密主要原因是主事者管理不严,宰相赵鼎认为是场所管理不够严密,监察御史田如鳌认为是承办人员不能保守机密所致。这是中国古代史上难得一见的一次最高层次保密工作会议,所提意见均有一定道理。

大臣严守保密纪律

据沈括《梦溪笔谈》记载,某高丽使者利用入贡机会,沿路搜集各地地图,到了扬州,时任知州借口要看其式样,将地图集中焚毁,让高丽人功亏一篑。即使如此,当时著名大臣欧阳修、苏轼、苏辙等均曾上奏皇帝,批评政府在图书管制政策上不够严格,导致一些敏感文字“传入虏中”“上则泄漏机密,下则取笑夷狄,皆极不便”。苏轼甚至还提出,若放开对高丽的书禁,“中国古籍山积于高丽,而云布于契丹”,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,“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?”

除了欧阳修、苏轼和苏辙的保密言论,还有其他典型例子。与范仲淹等一起推动庆历新政的韩琦是北宋著名宰相和政治家,他不仅恪守保密纪律,还敢于纠正皇帝在保密问题上的不正确意见。

庆历二年(1042 年),西北的一部分唃厮啰人归化宋朝。宋仁宗龙心大悦,下诏将他们安置在边境附近的永宁寨,并赏赐官屋以收贮财物。时任宰相的韩琦坚决反对,认为让蕃部居住边城不利保密,“未敢奉诏”。宋仁宗认为,唃厮啰人已经归降,不可失信,保密方面加强监管就可以了。但韩琦认为,监视仍旧难以做到万无一失,而且宋朝使臣到龟兹、唃厮啰时“亦禁出入”,远蕃于中国尚备虑如此,防微杜渐,我们岂可丧失警惕?最终,宋仁宗同意了韩琦的意见。

北宋宰相司马光一向以沉稳著称,欧阳修曾称赞他“识虑深远,性尤慎密”。司马光曾就封建时代最为敏感的册立太子问题多次向皇帝进言,每次都是密奏形式,而且主动请求皇帝“焚臣此奏,勿以示外”。司马光50岁时,皇帝指派他负责接待外国使臣,他却主动请辞,理由之一是“禀性昏聩”,担心接待来使的时候,言语差错,“或漏泄机事,或抵触使人,恐贻朝廷之忧”。

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个性倔强,但在保密问题上也小心谨慎。《宋史》记载,宋神宗和王安石讨论保甲改革时,再三提醒王安石要小心处置,不得泄露,“此事宜缓而密”。王安石郑重表示:“此事自不敢不密。”

这里还要提到的是,在宋初编纂的大型官书《册府元龟》中,专设“慎密”一门,收录西汉到唐代的18个保密故事,并在开篇简要说明保密的重要性。司马光编纂的《资治通鉴》中也对保密问题一再强调。这都说明宋代保密氛围是比较强烈的,是当时官僚阶层的共识。

尽管宋代君臣重视保密,但注重把握好保密与公开的关系,认为公开、公正是君王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。宋代保密文化的基本点也正在于此。

来源:“保密观”微信公众号作者:张思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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